近期，住建部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住建部副部長陸克華在回應“房地產稅進展”時，提到有關部門正在按照中央要求開展工作。普通的一句話回應后，隨即又引起了軒然大波，市場又開始了一場“房地產稅”的全民大討論。那么，房地產稅和房價、房地產的關系如何？到底能否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此外，最近也被熱議的“個稅改革”、“企業(yè)減稅”以及“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改革”等系列問題，目前進展如何？為了解決這些疑問，鳳凰財經兩會前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財稅專家楊志勇。

慎重征收房地產稅

記者：重慶、上海房產稅試點了這么多年，許多分析來看，對抑制房價的作用不大，目前國家又支持各地探索房地產稅，這是否說明這兩個地方的房產稅試點不成功，您預測各地探索的政策會和上海、重慶有什么不一樣嗎？

楊志勇：從2001年1月18日開始，重慶和上海開始試點房產稅。經過這么多年，我不太贊成把它界定為不成功的。成功不成功，你要看怎么定義，至少他試點了，通過試點探討這幾年的情況，能夠從里面得到一些經驗，或者獲得一些教訓。試點就是想知道結果是什么，如果能夠指導一些結果的話，就不能說它是不成功的。

記者：那么這兩個地方的試點對于全國推進房地產稅立法有什么值得借鑒或者獲得的教訓呢？

楊志勇：如果說有借鑒的話，這個稅種跟個人和家庭的聯(lián)系可能有一點借鑒。兩個地方所說的房產稅可能跟我所理解的房地產稅還不太一樣。我所理解的房地產稅應該是對所有住房，按照評估價作為基礎來征收的一種稅。我所理解的房地產稅是包括國家更多在用的稅種。

記者：那么，對于征收房地產稅，推進立法，您的態(tài)度和建議是什么？

楊志勇：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表態(tài)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我覺得這種說法是非常務實的，因為房地產稅確實很難，關系到千家萬戶，涉及面太廣了。所以通過立法可以凝聚一些共識。比如說房地產稅跟房價的關系，可能因為稅收知識不夠普及，可能有的夸大了稅收的作用。通過討論和知識普及，讓大家明白怎么回事，以及為什么要征收房地產稅，也可以通過立法這個過程消除一些認識有所偏頗的地方。因為立法是民主的過程，也是一個法治化國家建設的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讓更多人知道這種稅要做什么。如果大家認為這是個好事情那就做，如果大家都認為說條件不夠具備，也可以適當地稍微緩一下。最主要的是，至少不能因為收一種稅給社會添亂。

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有必要做以及怎么穩(wěn)妥去做，都可以通過立法來解決。我還不太傾向于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推出很多所謂的房地產稅新政，以一種先推行來就好的態(tài)度來做嘗試。

因為這個稅的影響可能會超乎好多人的想象，所以我還比較傾向于說慎重一點來做。

房地產稅何時推出較合適？

記者：那您覺得是在什么時機推出比較合適呢？

楊志勇：大家能接受的時候。如果全社會明天能接受，那么明天就可以做，所以這個時間是取決于很多其他條件。能不能接受，首先要告訴大家這個稅收做什么，真正能不能做到什么，如果能夠做到目標那就還好，如果說你說做什么，結果后面未能做到，做不到的結果對政府的公信力就會有影響。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我想最重要的前提就叫公信力。比如說現(xiàn)在開始征收，到后來發(fā)現(xiàn)很多人不交，理由是收入水平不足以交稅，那這個問題出現(xiàn)了，我很愛國我要交稅，但我交不起，這種情況底下，你說怎么處理？

記者：目前，關于房地產稅爭論比較多的是什么呢？

楊志勇：過去一開始的時候，討論的還是房產稅，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更多講房地產稅，一開始，很多爭論跟價格聯(lián)系在一起。最近，這個話題引起更多關注后，好多爭論開始跟房地產有一點關系，包括像最近重慶也擴大了試點的范圍。去年房價升得比較快一點，有人又提起房地產稅，想用它來抑制房價。那么，首先要明白房地產稅跟房價的關系是什么。國際上，房地產稅征收率非常高了，正常來說應在1%以下。中國的問題是目前房價的絕對額已經很高了，再征稅的話，負擔比較重。比如北京一套房子1000萬，一千萬的房子打個五折，五百萬，按1%征收算，一年交五萬。五萬是什么概念？納稅人會考慮我這個房子一年物業(yè)費多少，加入物業(yè)費一年只有幾千塊，那幾千塊也有對應物業(yè)的服務。但如今交了幾萬，我對應什么服務呢？還有房地產稅跟房價的關系，如果按照3%來征收，如果房價一年上漲10%、7%、3%，所有的成本都能夠抵掉了。既然抵掉了，還是有套利的空間，征收對房價有多大作用還得商榷。有人建議，如果稅收不夠的話，可以收20%、30%，但這就不是房地產稅的概念了，可能屬于懲罰性的消費稅的概念了，也不是我們要討論的作為制度建設的房地產稅。

再進一步討論什么時候有用，1%、0.5%？如果這個市場不是個賣方市場，房子本身就賣不掉了，比如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挺大，如果還要再收1%的稅，可能會崩潰。本來處于邊緣、岌岌可危的市場，它就成了壓倒的而不是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對心理和行為各方面都起很大作用。所以，我不建議房地產稅立法過多和房價聯(lián)系在一起。那么，既然不聯(lián)系，你就要找其他征稅的理由，現(xiàn)在談的比較多理由就是為了完善地方稅體系。完善地方稅體系，說白了就是給地方公共服務融資，地方政府沒錢或者錢不夠需要有這個稅。那么地方政府花錢靠什么，靠房地產稅能靠多少？現(xiàn)實的問題是房價和收入比例已經很大，大了好幾倍。這個問題又和房地產稅支付能力聯(lián)系在一起了。可能有些人支付能力遠遠不足，比如十幾年前買的房子，可能一平方米五六千，現(xiàn)在一平方米到了十萬，收入水平也沒怎么漲，我肯定付不起。這是買商品房的例子，福利房的例子更多了，福利房通常位置很好，房價可能更高，稅負問題更大，一定要交他交不起，你說怎么辦？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采取一個辦法，有人說等他死了之后再來說，我感覺這就太不人道了，在倫理上有爭議。即使這種做，社會也不太容易接受，如果交不起免掉，免掉的群體可能很大，新買房的人在房價很高的時候接盤了，他免不掉，這不是更不公平了？不僅是公平的問題，還有公共服務融資的問題。如果一套房免或者兩套房免稅，那么大家都把最貴的免掉，結果可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務最好的地方，因為房價最高，稅免掉得多，那它的公共服務融資靠什么？所以，這些定位有很多問題，需要有些智慧慢慢探索解決。

另一方面，從國際比較，國外征收房地產稅的國家?guī)缀跏峭恋厮接兄?。而中國是土地公有制國家，城?zhèn)土地國家所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如果農村土地要流轉，又要改變?yōu)閲?。所以，我們討論的是是土地國有背景下的房地產稅問題。

在稅收這一塊，土地出讓金相當于地租，地方政府靠“土地財政”修路、提供公共服務等。那么，土地出讓金的功能是不是和征收房地產稅國家的房地產稅功能有點類似？ 土地出讓金已經替代了房地產稅的這些功能。還有物業(yè)費也替代了房地產稅的承擔一些公共服務的功能。其實，我們在多個環(huán)節(jié)已經征收了相關的費用替代了房地產稅的功能。那還有必要重新再定一個稅嗎，這個值得商榷。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立法處在國有制下的背景下，和別的國家情況不太一樣。還有一些是技術上的問題，比如房地產稅征收范圍應該多，學區(qū)房相對價格較高如何征收等。

記者：既然存在這么多問題，您預計今年會有什么新的進展嗎？

楊志勇：立法進程可以往前推，大家可以討論，討論到底能否做到預期，到底推出來做什么。如果從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來說，現(xiàn)在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中央轉移支付加在一起就夠了。如果今年要增加一種稅，但面臨這么多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了就平穩(wěn)，如果不能解決，一種新稅至少不要給國家治理帶來新的麻煩，這是最起碼的問題。

個稅免征點應先行適當提高

記者：除了房地產稅，最近“個稅改革”也討論比較多。近日人民日報刊文稱，個稅改革方案今年會出臺，現(xiàn)在進展如何，有哪些爭論點，您個人對方案有什么看法或者其他的建議？對于不會提高免征額的意見您怎么看？今年“個稅改革”會有什么突破嗎？預計方案何時出臺？

楊志勇：我不清楚最新的進展怎么樣。但是現(xiàn)在綜合分類改革箭在弦上，是必須發(fā)了。綜合與分類具體綜合到什么程度，從我研究的角度來看，現(xiàn)在所得有十一類，工資薪金和勞務報酬所得兩項合并的條件比較成熟一點，其他的可能一步一步做，因為一個小綜合可能面臨一個專項扣除的問題。住房按揭利息支出、老人贍養(yǎng)費用、孩子撫養(yǎng)費用、大筆醫(yī)療費用、大筆教育費用支出的扣除等可逐步實施，以最大限度減少稅收征管所可能帶來的挑戰(zhàn)。

2016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超過萬億元大關，個稅同比增長17.1%，是各稅種中較快的。在專項扣除制度改革分步推行的條件下，考慮這些年物價變動，當前每月3500元的標準扣除應先行適當提高。

記者：您提到專項扣除那方面，如果幾步來，哪一項比較適合優(yōu)先考慮？

楊志勇：從征管的角度來說，可能房貸利息抵扣相對來說比較好做一點，隨著社會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養(yǎng)老、撫養(yǎng)等人口相關的比較迫切的問題，可以按計劃實施，一步到位有很大的挑戰(zhàn)。

記者：您預計方案什么時候能夠出？

楊志勇：我不知道，我無法預測。

應進一步減稅降費

記者：前段時間“14億元稅款“逼走”希捷關閉蘇州工廠”以及近期關于“外資撤離中國”的討論沸沸揚揚，新任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提出“減稅”計劃。面臨這種情況，在稅負方面，中國近期還會采取什么措施？您認為企業(yè)稅收負擔主要存在哪些層面比較重？您有什么建議？

楊志勇：外資撤資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稅收還有其它的因素。我們從稅制完善角度來講，從近期討論的“死亡稅率”、“企業(yè)稅負排全球12”來說，企業(yè)負擔確實比較重，但也有人說稅并不是最重的。橫向比較來塊，企業(yè)稅負確實不是最重的，但企業(yè)負擔還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中介、政府收費等。全球化背景下，特朗普采取措施，中國也應該進一步采取減稅降費措施。

具體操作方面，我建議實行營改增全面試點中，簡并稅率，現(xiàn)在稅率太多，影響增值稅的中性作用，在簡并稅率的同時降低稅率，讓減稅政策更接地氣。

記者：對于“營改增1.5%企業(yè)稅負不降反增”，您怎么看？

楊志勇：我也看到有這種說法。比較稅負，只能用周期來比較合理，而不是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比如說這一年的情況收增值稅跟收營業(yè)稅來比較，稅負可能上去了，但是如果說這一年正好有新增不動產，稅負馬上就下去了。所以，一個周期來比較更加合理。營改增企業(yè)感覺到稅負重的原因，還可能是實際稅負上去了。營業(yè)稅征管相對粗放，增值稅更加嚴格。企業(yè)感受到的是實際稅負，而不是用于測算的名義稅負。增值稅是完善稅制的過程，如果整體稅負偏重的話，簡并稅率之同時降低稅率，對降低企業(yè)負擔可能更直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