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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會否陷入“后奧運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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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iquanmuye.com 發(fā)稿日期:200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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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經濟魅力無人能擋
奧運曾經被看做頭號賠錢貨,甚至到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步,以至于1984年奧運竟只有美國洛杉磯一家申辦;奧運又正被看做印鈔機和賺錢機器,1984年后每次申辦都引發(fā)全球多個國家城市的激烈角逐,甚至到了奧運誕生地雅典無法圓“百年奧運回家”的夢,浪漫之都巴黎屢屢申辦都功虧一簣的地步,奧運和經濟,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
相較于奧運本身的直接盈利或虧損,人們更關心的,也許是其對主辦國整個經濟走勢的影響,是奧運商業(yè)模式的差異的優(yōu)劣,是奧運之后主辦國經濟向何處去。
二戰(zhàn)前的10屆奧運大體可分為4類:政府投入主導型(1936年德國)、政府投入+募捐+商業(yè)贊助型(1924年巴黎)、純募捐型(1928年阿姆斯特丹)和募捐與政府投入結合型(除以上外的各屆)。
總的來說,二戰(zhàn)前的10屆奧運,對主辦國的經濟影響并不大,但奧運帶動經濟的萌芽已悄然抬頭:如純募捐型舉辦的阿姆斯特丹奧運,一些商人將五環(huán)標志印在旅游紀念品上出售,組委會也特意禁止電臺轉播比賽,促使許多外國游客親臨,結果大大刺激了旅游業(yè)、酒店業(yè)和零售業(yè);一批商業(yè)品牌也因和奧運的關系而成名,并刺激了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如前面提到的柯達、可口可樂(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1000箱可口可樂和美國代表隊一同登陸,營銷界一致認為,阿姆斯特丹奧運對可口可樂的品牌塑造居功至偉)。
1948年倫敦在廢墟中成功舉辦第十四屆奧運,此后直到1974年,奧運規(guī)模越來越大,其對主辦國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刻和明顯。
首先,國家財力、物力開始直接向奧運傾斜,政府投入主導型幾乎成為唯一的模式,比賽投入越來越大,牽扯的經濟層面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不少主辦國憑借一次奧運,成功地宣布自己的國家從二戰(zhàn)的廢墟和陰影中擺脫出來。
其次,這一階段的奧運會主辦往往伴隨著大興土木,并刺激建材、建筑、旅游、酒店等相關產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并刺激了就業(yè)。如1948年倫敦奧運,場館的興修讓建材業(yè)和建筑業(yè)得到蓬勃發(fā)展,戰(zhàn)后難以避免的失業(yè)大軍也因大量被雇傭從事奧運場館工程而重新找到工作,就業(yè)率的提高更刺激了社會購買力的提高,給經濟帶來新的刺激。
一些主辦城市開始利用奧運有意識地引導城市建設和發(fā)展,并取得了顯著成果。如東京為主辦奧運興建了一系列地標性建筑和兩條高鐵,徹底改變了東京的天際線,讓東京一舉邁入現代化大都市行列。
奧運經濟刺激了一些新興產業(yè)的發(fā)展。如1948年倫敦奧運引入電視轉播,1964年東京奧運引入衛(wèi)星直播,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奧運的運營模式,為1984年以后奧運的全面商業(yè)化奠定基礎。一些主辦國巧妙地利用奧運效應,形成了一些優(yōu)勢產業(yè),如羅馬,別出心裁地將摔跤、體操、馬拉松終點等比賽放在古羅馬馬克辛奇巴西利卡角斗場、卡拉卡拉大浴場和君士坦丁凱旋門等著名歷史古跡,成功強化了羅馬城“黃金旅游目的地”形象。
奧運經濟幾家歡喜幾家愁
然而,奧運的攤子越鋪越大,政府財政的牽扯越來越多,和經濟的互動越來越顯著,也帶來諸多負面問題。
首先是所謂“后奧運低谷”問題開始顯現。由于奧運結束后投資、尤其大型基礎項目投資顯著減少,經濟往往出現疲態(tài),如日本東京,在所謂“巖戶景氣”后很快進入“四零年(昭和40年,即1965年)不振”。
其次是大量專門為奧運興建的場館、運動員村和酒店等設施奧運之后成為包袱,并拖累主辦國和城市的經濟。像慕尼黑奧運那樣,投入6億美元興建體育設施,奧運會后至今30多年一直盈利,不拖累政府財政一分一厘者,在這一階段純屬鳳毛麟角。
1974年的蒙特利爾奧運,則成為奧運拖累經濟的集大成者:蒙特利爾和整個魁北克省整整一代人都為“奧運還債”付出沉重代價。蒙特利爾人為“奧運還債”一直還到2006年6月30日才算還清。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成功引入商業(yè)化模式,奧運會擺脫了“賠錢貨”的色彩,一躍變成人人爭搶的金娃娃,奧運會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和直接。
首先是房地產業(yè)。1984年洛杉磯奧運的舉辦扭轉了整個南加州房地產的價格下滑趨勢;雅典奧運會則被稱為“奧運對房地產業(yè)拉抬作用最大的一屆奧運”。
其次是旅游業(yè)和酒店業(yè)。巴塞羅那、悉尼和雅典都通過奧運“16天的全球焦點”成功展了城市形象,旅游業(yè)、酒店業(yè)得到蓬勃發(fā)展。
一些主辦國和主辦城市利用舉辦奧運成功帶動了整個國家或地區(qū)的經濟起飛。韓國借助1988年奧運拉抬經濟,自申辦成功的1981年至1988年,經濟增長率平均達12。4%,使韓國的經濟實力得到顯著提升,被認為“成功邁入現代化行列”。
然而奧運-經濟聯動帶來的不僅是好消息。“后奧運低谷”現象更顯著除亞特蘭大奧運外,奧運舉辦后主辦國均出現經濟增長減速跡象,投資增長率也明顯降低。
中國自2001年申奧成功以來,為把2008年北京奧運辦成一屆成功、盛大的奧運不遺余力,整個與奧運有關的投資額據稱更可能高達2800億元。當奧運曲終人散,中國經濟會否如一些經濟學家所擔憂的那樣,陷入“后奧運低谷”之中呢?
奧運經濟能否給中國一個驚奇
歷史證明,當一個國家在奧運籌備期間,恰逢本地區(qū)經濟高投入、高增長時期時,因基礎建設和投資規(guī)模本身就非常大,外資引進也較多,則奧運的大手筆、大投入往往起到錦上添花作用——即使奧運結束,由于整個國民經濟所受“后奧運低谷”效應的影響就會明顯降低。
“后奧運低谷”難成氣候
自上世紀末中國經濟步入快車道,連續(xù)多年GDP增長在兩位數,去年增幅高達11。4%。由于整個中國的投資、基建攤子鋪得很大,原本應算作“大興土木”的奧運建設與之相比反倒成了滄海一粟,事實上,相比房地產業(yè)、制造業(yè)的泡沫,“奧運泡沫”只能說小巫見大巫,而在形成經濟過熱、推動CPI快速升高方面,前者的“功勞”也遠比后者更大。
有關方面自去年起已充分認識到經濟過熱的危害,開始實行從緊貨幣政策,奧運場館建設規(guī)模也因此得到一定控制,而外資引進更自2005年以來就由“來者不拒”轉變?yōu)椤皳駜?yōu)引進”,引進總量開始回落。這一切對奧運后的經濟下滑,無疑有一定遏止作用。
有一種觀點認為,近7年來北京GDP增速高于全國平均速度約2%,比20年平均的1。3%要高近5成,這高出的部分,則應歸功于奧運經濟的刺激,而這種刺激的消失將使得后奧運的北京經濟受到沖擊。其實北京進入21世紀的許多新建項目既是奧運的需要,也同樣是北京城市功能完善和發(fā)展的需要,將之一概歸于“奧運經濟”,并預言奧運后其規(guī)模將萎縮,是不符合實際的。以包括全國所有地區(qū)在內的平均值估算北京城市建設和奧運經濟的關系,其數據是很容易失真的。
而且,在“前奧運經濟”已經得到一定程度控制的情況下,加上“5·12”大地震后災后重建的迫切需要,奧運結束而直接引發(fā)投資、建設規(guī)模萎縮的可能性空間進一步抵消。
對風險不可過于樂觀
北京奧運的投資結構不合理,總投資規(guī)模偏大,直接、間接投入比例嚴重偏高。奧運會投資預算數據顯示,北京市總投資2787。56億元人民幣,折合353億美元,占21-29屆奧運會總投入的43。6%,是28屆的3。1倍。北京奧運會直接、間接投入比率高達0。94,較21—29屆奧運會的平均值高出0。16,較經濟風險最為嚴重的蒙特利爾奧運會還高0。2個百分點。
歷屆奧運會數據顯示,直接投入與間接投入的比值越接近1,主辦國的虧損規(guī)模越大,即產生經濟風險的可能性就越大。如第21屆蒙特利爾奧運會的比值是0。923,赤字高達15億美元。北京奧運會直接、間接投入比率高達0。94,為歷屆奧運會的最高比值,預示該屆奧運會蘊藏著巨大的經濟風險。由于某些勢力對奧運的安全構成威脅,屆時投入安保的資金仍可能大幅增加,這都構成對北京后奧運經濟的巨大威脅。
北京房價存在出現如巴塞羅那、悉尼那樣的“后奧運房地產泡沫破產”的風險;同樣,奧運后各主辦城市普遍出現旅游業(yè)、酒店業(yè)大滑坡,北京屆時將承受沉重壓力和嚴峻考驗。
盡管如許多樂觀的專家所指出,北京GDP占全國總量僅3。7%,但由此判斷奧運經濟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影響不大并不科學。如前所述,GDP占全國經濟比重巨大的城市,奧運經濟的影響未必消極,反之也未必積極,東京和漢城當時在全國GDP比重分別占26。3%和27。7%,但前者“后奧運低谷”成為典型,而后者并不明顯。顯然,比重與影響這二者間并無直接對應關系。
另一些專家提到奧運可能對股市、人民幣升值等的影響,認為隨著奧運效應的消失,股市會滑坡,人民幣升值速度會降低,但個人認為這種擔憂可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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